196体育官方app中年举重从眼前的任何一个元素来看，浙江湖州“腕力王”都是一家“古董”健身房：器械上掉了漆生了锈，板凳的皮垫经过20年的磨损，海绵显露出来。没有空调，潮湿闷热的梅雨季，一台绿色的落地扇卖力地“摇头”——那是老板娘当年的嫁妆。

　　来健身的几乎都是50后、60后的男人。78岁的汤根元是这群人里年龄最大的，能卧推240斤重量，胸肌会抖动。这里练法简单，西裤皮带、牛仔裤、皮鞋是常见的运动装备。“就是铁，你们年轻人叫‘撸铁’‘硬核’。”53岁的周中华习惯穿紧身衣，因为肌肉发达，他很难买到适合大臂维度的上衣。

　　除了锻炼，他们更多时候围着一张方桌抽烟、喝茶、吹牛侃大山，一耗就是两三个小时。一个不锈钢小碗里装着几百个烟。

　　他们大多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后来，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了个体户，现在家产上亿；也有的经历被骗、破产、离异。

　　“不追求肌肉，不喜欢练腿，不追求维度。”张立勋是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工作人员，兼任店里的教练、保洁员、保安、出纳，他总结着会员们的锻炼目标，“健康就行。”

　　“腕力王”健身房隐藏在湖州市莲花庄游泳馆二楼，门脸儿是一张靠墙的方桌和6把椅子，正对着楼梯口，墙上贴的一张巨幅海报算是唯一的装饰。

　　方桌是20年前张立勋自己做的——在一个淘汰的麻将桌面下焊接了架子。桌面已辨别不出颜色，上面散落着十来部手机、电动车和轿车的钥匙、几万元的手表、茶渍黢黑的茶缸。6把椅子形态各异，有的扶手掉了一半，有的“腿脚”不稳容易倒，还有一把“软座”，但是极容易吸烟灰，隔一小段时间张立勋便用抹布擦一把。

　　这促狭的6平方米也是健身房的吸烟区、茶水间和休息室。男人们在这里擦汗休息，吐着烟圈用湖州方言聊天，嗓门儿大得一楼都能听见。“到这里是练嘴皮子的，练烟的。”有人调侃。

　　李健是最近在方桌前分享喜事的会员。他今年48岁，做了近20年的酒生意，10年前开始健身，现在一个星期到健身房四五次。

　　“昨天晚上7点10分，我女儿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李健向路过方桌的人递烟，“2019年这一年是我的人生巅峰，我买了一套房，买了一辆车，女儿考上研究生，从小到大的三件大事全部完成。”李健说。

　　疫情压缩了市场对酒的需求，李健坦言“没有压力是假的，做生意主要看自己心态怎么调整”。他敏锐地观察着市场里的风吹草动，比如近年来啤酒销量持续下滑，他认为这和外来务工人口减少有明显的相关性。“碗装泡面的销量也在下滑。”这是支撑他观点的论据之一。

　　这个方桌也承载着很多悲伤。58岁的老金是健身房的老主顾，第一次踏入“腕力王”已经是十五六年前的事。2009年1月，老金的爱人因癌症去世，女儿同年参加高考。

　　女儿到了婚嫁的年龄，他比女儿还着急。老金现在有时间就给女儿做一桌子大餐，也会发到朋友圈秀下厨艺。健身房的朋友知道，“他给女儿做的菜很多，但两个人话很少。”

　　父女俩有时会争吵，但大部分时候他先道歉，“女儿性格内向，听不得重话”。他也想过，如果生病去世的是自己，女儿现在可能会幸福一些。

　　爱人去世后的三四年，老金停掉了健身。现在他是健身房最勤奋的会员之一，每天下班后简单吃份快餐便来锻炼。男人们对他了解最多的是——死了老婆。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关心他——聚餐一定要叫上他，每天多问一句，吃饭了没有？

　　来这里健身的男人们不吃营养餐，不信蛋白粉，不算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的摄入比。他们坚信，肌肉只能是“练出来的”，没有捷径。张立勋每天用“蒸蛋器”在店里蒸鸡蛋，提供给健身饿了的人。每只熟鸡蛋1.5元。

　　“一起吃饭”仍是男人们最重要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张立勋在200多人的会员群里发群通知，写清吃饭的时间和地点，餐费实行AA制。“最少能有四五桌，人多的时候十来桌”。

　　男人们大多有着相同的经历：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在深夜排着长队参加招工考试，然后进入化肥厂、丝绸厂或是食品厂等地方工作——那些都曾是上个世纪十年代令人眼红的单位。

　　他们也做过时代里最潮的青年。穿“裤腿宽一尺一”的喇叭裤、学“快三”舞步、到杭州、福建等地淘二手衣服、花1毛5分钱在录影厅看一集电视剧。刚参加工作的年轻约有21元的月薪。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的开始停薪留职，有的厂内待业。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下岗职工问题成为了日益凸显的经济现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曾在《中国城镇失业与社会保障》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就业岗位正在经历着一个创造性摧毁的过程，摧毁与创造并存，但创造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摧毁的速度。”

　　2001年，38岁的张立勋离开了工作20年的化肥厂。单位以每年800元的工资“买断”他的工龄，拿着1.6万元，他不得不面对失业的现实。转年，张立勋的爱人也下岗了。

　　那时的张立勋不懂什么叫“中年危机”。他只知道，前一年8万元的购房款里还有借款，女儿中考与重点高中只差3分，每年1.08万元的“买分钱”还没着落。

　　“工作很难找”，开健身房是他为数不多的选择。张立勋曾是这座小城第一批“健美队”的成员，因为迷恋电影里李小龙、史泰龙的形象开始健身。健身地点最初在湖州市总工会临时搭建的棚子里，雨天常漏雨，晴天时，铁片砸到地上扬起一片灰。健身知识来源于一本名为《健与美》的杂志。上个世纪90年代，他拿过省里、市里的腕力王大赛冠军，健身房的名字也因此而来。

　　和张立勋一起经历下岗潮的男人们，有的开起了大货车，从湖州去往2000公里外的地方；有的干起了个体，开餐馆、商店；也有的开始四处打零工、做销售、当保安。

　　没想到，这个健身房一开就是20年。张立勋预想的是，健身房从中午12点开始营业。但附近水产店老板作息黑白颠倒——白天睡觉，晚上7点起床，9点左右去杭州进货，凌晨1-6点将货物卖给小商贩。他们习惯在早晨7点左右来锻炼。

　　“为了生活在拼老命。”健身房里每天的“早班”会员之一程宏说，“像我们这种年纪谈理想不现实了，就希望退休工资高一点，生活舒服一点，多活两年。”

　　“腕力王”的年卡费用是700元，20年间只涨了100元。健身房里还是“老掉牙”的设备，这里没有跑步机、椭圆仪、动感单车那些“新鲜”玩意儿。部分器材是当年张立勋自己做的，他最得意的作品是划船机。

　　“出门左拐就是操场，塑胶跑道，在那跑步不好吗？”张立勋会建议会员到楼下进行有氧运动。但事实上，会员的有氧运动并不够量，与发达的胸肌和肱二头肌不匹配的是隆起的肚子。他们不逃避这“身材缺陷”，赤裸着上身锻炼时，会拍着肚子调侃道“不该长肉的地方长了肉”，扬言要坚持跳绳1个月。

　　“腕力王”里也没有“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等时髦的练法，墙上贴的“初练程序表”是张立勋做的，200个字写清3天的训练计划，“哑铃”“杠铃”“推”“举”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旁边还有一张“来宾须知”，落款日期是2002年8月18日。

　　有的会员自己也开了健身房，但几乎没有做长久的。来健身的男人们习惯称“腕力王”之外的健身房为“高端会所”，那些地方装修高档，有空调、淋浴房、崭新的健身设备，还可以请私人教练。

　　“商业化”是男人们最反感的地方。“从进健身房开始就被推课啊产品啊，很烦的”“私教很瘦，我都想教他练一练”。他们“看透了那些健身房的商业模式”——靠私人教练卖课，一节三四百元，卖年卡，总价3000元到5000元，让人觉得划算。

　　张立勋不得不承认的是，新开的健身房硬件条件好，他流失了大部分年轻会员。“腕力王”没有空调和淋浴室，这在冬夏是短板。但他也不看好那些健身房，“健身的人就那么多，现在开了那么多家，光房租就要几十万元，大部分都是赔钱”。事实也验证了他说的，新的健身房开了不久倒闭，倒闭后再有一家新的重启。

　　但来“腕力王”健身的人并不只图它“便宜”。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开车来健身，每天停车费5元，耗掉“软中华”香烟半包，以一年健身200天来算，要花掉7000元。

　　中年男人们更喜欢这里的方便和自由。这里不讲究装备，西裤皮带、格子衬衫、2元一副的粗线劳保手套随处可见，有的从早市上买完菜到这里，直接脱了上衣，穿着平角练上几组。中场或锻炼结束后，男人们在这里吸烟，不用担心家人的反对和约束。

　　“你去别的健身房，穿着皮鞋，就有点违和感吧？”49岁的王旭阳说，“虽然我们是中年人，也不那么讲究，但是人要合群。”在他看来，那些高档健身房多的是戴着耳机的年轻人，或是“小年轻在那里谈情说爱”。

　　“很拘束，不自由，至少你光膀子锻炼不合适。”季伟形容在高档健身房里健身的感受。他在一家驾校做教练，来“腕力王”健身5年，是出勤率最高的会员之一。“比如在教学过程中遇到不开心，到这里来发泄一下，锻炼完就忘了。”

　　张立勋在健身房放了一个冰箱。不过冰箱没通电，蓝牙小音箱、印着“某某银行”的一次性纸杯、花露水都被他放在里面。他每天从楼下老年健身活动室打开水，装在6个塑料暖壶里，对会员们进行无限量供应。墙上的瓷砖上粘着几排挂钩，男人们的毛巾、衣服、头盔通常挂在那里。

　　“张教练还是比较实在的，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也很了不起。”小方桌前，男人们吸着烟达成“共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还是活在自己的年代里，他看不到这种历史的变化。”

　　70岁的梅文章一度是在时代前面领跑的人。他曾在一家矿产公司做钳工，上个世纪80年代主动下海做丝绸生意。

　　他坦言，那时做生意容易，他靠“信息差”将丝绸做一次转手就能挣到几万元。上世纪90年代初，他最多一天赚过30万元。“不膨胀是不可能的”，他戴200克的金项链，手上的戒指像扳指一样大，“大哥大”第一个月的线年到来的。一次丝绸出口的生意，对方欠下500多万元的货款销声匿迹，梅文章辛苦积累的家底抖落一空。40多岁的他决定重新开始。“钱少的时候你求稳有什么用？一点用没有。”

　　现今，他的丝绸公司还在运转，但是效益已大不如从前。互联网让信息更透明，赚“信息差”早已失效。他觉得自己的优势是在“时间差”，有资本进行垫付，让卖家和买家不得不从他手中进行中转。

　　他为儿子买下几家面包房，盘算着成本与生意，这是他帮孩子们做的投资。自己的生意他已经不在意了，“顺其自然让它发展消亡”。

　　有“网红捐款就捐了1亿元，靠互联网创业的人赚了更多钱。”梅文章说，过了50岁，他对自己的能力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坦言，自己已经赶不上这个属于儿子和儿媳妇的时代了，但没有失落感，“我只和我这代人比”。

　　78岁的汤根元还在追赶时代。70岁那年他承包了300亩茶山，签了30年合同，他现在每天骑1小时电瓶车上山查看。健身房里，汤根元通常赤裸着上身，露出发达的胸肌和粗壮的手臂，西裤的皮带上挂着大串钥匙。他是这里最年长的人，也是其他男人们的目标——“到了那个岁数，比老汤练得好就行”。

　　1994年，周中华下岗开起了客运班车，从湖州市区开往镇上。几年后，随着私家车的增多，客运班车的效益大不如前。他转而去开出租车，一直到2013年。打车软件盛行，加之共享单车、电动车的出现，让这座“一脚油门滑过一条街”的小城对出租车的需求更低，出租车的“黄金时代”似乎结束了。

　　随后，周中华转型到驾校当教练。他回忆，10年前是驾校教练最风光的时候，每月工资一两万元，学员“送的香烟抽不完”。眼下，驾校多了，他们的收入大不如从前。2016年，周中华选择去开洒水车，工作不那么辛苦，收入也相对体面。

　　张立勋是少有的20年没有变动过职业的人，他觉得“小富即安”。前几年，他为刚工作的女儿买了车，他付了房款的百分之六十，房本是女儿的名字。“一辈子攒的钱都给了女儿。”他觉得这几乎是所有家长的选择。

　　60岁退休那年，汤根元被骗去了600多万元，对方以四分利息的名义向他借钱，最后一分未还。“就是太贪图眼前利益。”汤根元总结道，他不无迷信地给自己宽心，“那笔钱原本就不在自己的命里。”

　　“这都是靠‘时运’的。”一旁的中年男人表示，上个世纪十年代，自己的朋友曾在丝绸厂工作，每月工资100元，朋友的哥哥在石油公司，一个月30元。后来，弟弟下岗了，去做电工，哥哥年薪上百万元。中年男人再次强调，“这就是时运。”

　　梅文章不这么认为，“我们文化水平不高，讲不出什么大理论，都靠自己的思考，人家能做，你为什么不能做？”

　　47岁的孙明东是这里的“年轻人”，也是少见的“异乡人”。他通常会在中午12点半前到达“腕力王”，下午2点前离开。他和妻子、儿子经营着一家烧烤店，三个人是店里全部员工。工作时间从“上午11点一睁眼，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

　　孙明东说自己“运气很差”，经历过两次下岗。第一次在1993年，单位给他每月140元买断他两年的工龄。紧接着，20岁的孙明东进入另一家企业的车队，4年后，车队解散，他拿到1万元补贴。后来做生意，赔了十几万元。他给别人开货车，从老家长春运鸡蛋到上海，每月赚2600元。

　　2009年，36岁的孙明东辞了货车司机的工作来湖州开烧烤摊，他想着挣到2万元就回家。不到两个月，2万元的目标达成。还清了欠债，他带着爱人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又回到了湖州。

　　最初几年，他们没有店面，在医院外面架着一个摊子。孙明东印象最深的一次，夏季暴雨，两位客人在遮雨布下吃着烧烤，他和爱人站在大雨中等，“分不清脸上是汗水还是雨水”。

　　“我这人挺能吃苦的，生活也挺开心的。像昨天晚上，肩上的毛巾湿了三条都不止，真的很累，那个‘享受’是真说不出来。”他从来没想过“退休”的事，他前年在湖州买了一套房子，首付40万元，每月要还4000元房贷。每到月底，他习惯把支付宝和微信账户的存款“清零”，烧烤店的净收入被他存入定期账户，他形容“就像把桶里的水倒进水缸，一桶一桶地攒着”。

　　小方桌旁的谈话并不总是和气的。气氛尴尬时，张立勋就变成了“话题转换器”。会员们喜欢开他的玩笑，他大多时候沉默，偶尔回怼几句，但很少发火。

　　张立勋习惯每天中午12点准时开门，饭盒里带着爱人做的晚饭。他每天至少有10个小时待在健身房。赶上下雨天，来健身的人少，他会下楼到老年活动中心去打会儿台球。他的社会关系也几乎围绕着健身房。

　　来健身的人有老板、公务员、教练、医生、退休教师等，建立起了“有人情味”的熟人社会，大家觉得在这里很平等。

　　在这里，“开口求人”偶尔会得到回应。季伟在驾校做教练，每年有学员人数的任务，张立勋把他的招生广告牌钉在了健身房最显眼的地方。这里偶尔出现办月卡或次卡的高中生和刚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是季伟的户。有人为女儿银行的存款业务犯愁。在这里招呼一声，会员里“不是最有钱的人”二线万元到对方卡上，借条都没要。

　　但也有身家几千万元的大老板，几万块都不借，“大老板”有自己的理由，“做生意多了，受骗多了，更难相信人了。”还有人把健身房会员们的联系方式给了另一家健身房，他一直称自己是“腕力王”最铁的会员。

　　孙明东坦言，过了40岁，自己开始“规划”自己的朋友，而“年轻的时候不会想这些”。“年轻时候端起酒杯都是朋友，现在就需要明白，哪些人是需要你耗时间的，哪些人是值得深交的。”

　　2014年，孙明东租下了店面，他的烧烤摊升级为烧烤店。他发现，客人不是等来的，必须去扩大自己的交友圈。他按自己的兴趣，加入了一个都是年轻人的户外圈子。偶尔和大家一起去爬山、野营。

　　“比如说你开个烧烤店，人家去吃烧烤，你开个珠宝店，人家去买珠宝，你开个花圈店的，人家去买个花圈吗？这不现实，”孙明东说，经营不同的生意，就要接触不一样的圈子。“人家圈子接受你就可以。”

　　“最亮的是人心，最黑的也是人心。”这是70岁的梅文章总结的人生经验之一。他说自己真正的朋友也就三四个，大多是50岁之后认识的，“价值观相似，没有利益和生意往来”。

　　54岁的杨红卫经历过公司破产，几千万元家产归零。2000年，他经营的粽子生意打到了上海市场，平均每天销售5万个，净利润1万元。那时湖州的房子每平方米1000元出头。他没买房置地，而是为公司做了跨越式的发展目标，跑步进入速冻食品市场。几年后，公司宣告破产。他形容自己“曾一无所有地离开了湖州，又一无所有地回来”。他本想借钱东山再起，但曾经帮助过的亲戚没有一人借钱给他。

　　“理解，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到底还能不能再做起来。”杨红卫说，现在还会和这些亲戚有联系，但再不会有金钱往来了。

　　2010年，杨红卫跑去新疆从事建筑业，一待就是5年。事业不温不火，回到健身房，有人问，“还准备再东山再起吗？”他答道，老了，现在看儿子辈了。

　　但一次聚餐中，酒过三巡，他不无激动地提起了当年的风光往事。他也第一次提到，如果有合适的厂房，他还想再试试，他说自己一直在观察和分析国内粽子的市场，对自己的工艺很有自信。

　　他们认识张立勋时大多三四十岁，那时看着练健美的张立勋“穿着背心，露着好看的肌肉”过马路倒垃圾，都心生羡慕。“年轻男人谁不想有一身肌肉？”老金说。

　　周中华和张立勋都是上世纪80年代湖州最早参加“健美队”的一批。周中华那时喜欢去澡堂子，因为能“秀肌肉，凹造型”。像大部分人一样，成家之后忙于生计，暂停了健身的习惯，年过50岁后又回到了这里。除了健身，周中华还喜欢喝酒。他自嘲喝得“满地找牙”，一次摔掉了门牙，几次喝丢了假牙。

　　现今，来锻炼的大多数中年人称“锻炼是为了健康”“不再追求维度和肌肉块头”。也有人坦言，年纪大了，肌肉生长慢，卧推重量也从200斤下调到140斤。此外，中年男人们不再喜欢练腿。有过健身经历的人明白，腿上拥有大肌肉群，增加腿部训练有助于增加整体肌肉质量，也能燃烧更多卡路里。

　　“平均一个月练一次腿。”周中华说，前几天的一次负重深蹲练习，让他几天都缓不过来，“太累”。他们也给吸烟找了一个借口——年纪大了，练一会儿就得歇半个小时。

　　“我觉得大家从健身里找到一种年轻态，甚至还想和年轻人比一比，不死心。”王旭阳说，“一是在视觉上，至少不大腹便便；二是当你在生活圈里跟同龄人比，体现出了优势；第三就是包括对异性的吸引力。”

　　78岁的老汤是身材管理上的模范。会员们发现，但凡有人指出他身材哪里不好，老汤一定会加强锻炼。

　　但更多人将这里作为暂时歇脚放松的地方。孙明东说了一句大家有点忌讳的话，他就想练好身体，照顾好老婆儿子，最好将来死到老婆后面。“我老婆太善良，怕她被人欺负。”

　　“操心没个尽头的。”老金说，即便儿女工作成家，可还有孙辈要操心，总想着多帮衬一些。“两脚伸直两眼一闭，操心结束。”

　　现今，湖州的房价已经从多年前的每平方米1000元出头涨到1万元出头，“腕力王”场地的租金也增加了近10倍。2016年，在会员们的要求下，张立勋第一次上调健身卡的价格，从20年前开业时的年费600元涨到700元。扣除成本，张立勋几乎没有盈余。他甚至不知道，“腕力王”能不能撑到明年。

　　有的会员给他讲风水学，让他改改健身房门脸儿的位置，“正对着楼道财神爷都跑掉了”。有的提议，把室内都粉刷一下，提高一下软硬件设施。张立勋不为所动，“咱又不是要做大老板，也不靠健身房赚大钱。”

　　最终，一句“广开商路”的建议得到了男人们的认可——将店名更换成“腕力王健身茶馆”。“茶馆”似乎才是这家健身馆的灵魂。

　　凡本网文章下标注有版权声明的均为中青在线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未经本网授权不得使用。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如需授权，点击

　　从眼前的任何一个元素来看，浙江湖州“腕力王”都是一家“古董”健身房：器械上掉了漆生了锈，板凳的皮垫经过20年的磨损，海绵显露出来。没有空调，潮湿闷热的梅雨季，一台绿色的落地扇卖力地“摇头”——那是老板娘当年的嫁妆。

　　来健身的几乎都是50后、60后的男人。78岁的汤根元是这群人里年龄最大的，能卧推240斤重量，胸肌会抖动。这里练法简单，西裤皮带、牛仔裤、皮鞋是常见的运动装备。“就是铁，你们年轻人叫‘撸铁’‘硬核’。”53岁的周中华习惯穿紧身衣，因为肌肉发达，他很难买到适合大臂维度的上衣。

　　除了锻炼，他们更多时候围着一张方桌抽烟、喝茶、吹牛侃大山，一耗就是两三个小时。一个不锈钢小碗里装着几百个烟。

　　他们大多经历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后来，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了个体户，现在家产上亿；也有的经历被骗、破产、离异。

　　“不追求肌肉，不喜欢练腿，不追求维度。”张立勋是这家店的老板，也是唯一的工作人员，兼任店里的教练、保洁员、保安、出纳，他总结着会员们的锻炼目标，“健康就行。”

　　“腕力王”健身房隐藏在湖州市莲花庄游泳馆二楼，门脸儿是一张靠墙的方桌和6把椅子，正对着楼梯口，墙上贴的一张巨幅海报算是唯一的装饰。

　　方桌是20年前张立勋自己做的——在一个淘汰的麻将桌面下焊接了架子。桌面已辨别不出颜色，上面散落着十来部手机、电动车和轿车的钥匙、几万元的手表、茶渍黢黑的茶缸。6把椅子形态各异，有的扶手掉了一半，有的“腿脚”不稳容易倒，还有一把“软座”，但是极容易吸烟灰，隔一小段时间张立勋便用抹布擦一把。

　　这促狭的6平方米也是健身房的吸烟区、茶水间和休息室。男人们在这里擦汗休息，吐着烟圈用湖州方言聊天，嗓门儿大得一楼都能听见。“到这里是练嘴皮子的，练烟的。”有人调侃。

　　李健是最近在方桌前分享喜事的会员。他今年48岁，做了近20年的酒生意，10年前开始健身，现在一个星期到健身房四五次。

　　“昨天晚上7点10分，我女儿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李健向路过方桌的人递烟，“2019年这一年是我的人生巅峰，我买了一套房，买了一辆车，女儿考上研究生，从小到大的三件大事全部完成。”李健说。

　　疫情压缩了市场对酒的需求，李健坦言“没有压力是假的，做生意主要看自己心态怎么调整”。他敏锐地观察着市场里的风吹草动，比如近年来啤酒销量持续下滑，他认为这和外来务工人口减少有明显的相关性。“碗装泡面的销量也在下滑。”这是支撑他观点的论据之一。

　　这个方桌也承载着很多悲伤。58岁的老金是健身房的老主顾，第一次踏入“腕力王”已经是十五六年前的事。2009年1月，老金的爱人因癌症去世，女儿同年参加高考。

　　女儿到了婚嫁的年龄，他比女儿还着急。老金现在有时间就给女儿做一桌子大餐，也会发到朋友圈秀下厨艺。健身房的朋友知道，“他给女儿做的菜很多，但两个人话很少。”

　　父女俩有时会争吵，但大部分时候他先道歉，“女儿性格内向，听不得重话”。他也想过，如果生病去世的是自己，女儿现在可能会幸福一些。

　　爱人去世后的三四年，老金停掉了健身。现在他是健身房最勤奋的会员之一，每天下班后简单吃份快餐便来锻炼。男人们对他了解最多的是——死了老婆。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关心他——聚餐一定要叫上他，每天多问一句，吃饭了没有？

　　来这里健身的男人们不吃营养餐，不信蛋白粉，不算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的摄入比。他们坚信，肌肉只能是“练出来的”，没有捷径。张立勋每天用“蒸蛋器”在店里蒸鸡蛋，提供给健身饿了的人。每只熟鸡蛋1.5元。

　　“一起吃饭”仍是男人们最重要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张立勋在200多人的会员群里发群通知，写清吃饭的时间和地点，餐费实行AA制。“最少能有四五桌，人多的时候十来桌”。

　　男人们大多有着相同的经历：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在深夜排着长队参加招工考试，然后进入化肥厂、丝绸厂或是食品厂等地方工作——那些都曾是上个世纪十年代令人眼红的单位。

　　他们也做过时代里最潮的青年。穿“裤腿宽一尺一”的喇叭裤、学“快三”舞步、到杭州、福建等地淘二手衣服、花1毛5分钱在录影厅看一集电视剧。刚参加工作的年轻约有21元的月薪。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的开始停薪留职，有的厂内待业。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下岗职工问题成为了日益凸显的经济现象。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曾在《中国城镇失业与社会保障》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就业岗位正在经历着一个创造性摧毁的过程，摧毁与创造并存，但创造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摧毁的速度。”

　　2001年，38岁的张立勋离开了工作20年的化肥厂。单位以每年800元的工资“买断”他的工龄，拿着1.6万元，他不得不面对失业的现实。转年，张立勋的爱人也下岗了。

　　那时的张立勋不懂什么叫“中年危机”。他只知道，前一年8万元的购房款里还有借款，女儿中考与重点高中只差3分，每年1.08万元的“买分钱”还没着落。

　　“工作很难找”，开健身房是他为数不多的选择。张立勋曾是这座小城第一批“健美队”的成员，因为迷恋电影里李小龙、史泰龙的形象开始健身。健身地点最初在湖州市总工会临时搭建的棚子里，雨天常漏雨，晴天时，铁片砸到地上扬起一片灰。健身知识来源于一本名为《健与美》的杂志。上个世纪90年代，他拿过省里、市里的腕力王大赛冠军，健身房的名字也因此而来。

　　和张立勋一起经历下岗潮的男人们，有的开起了大货车，从湖州去往2000公里外的地方；有的干起了个体，开餐馆、商店；也有的开始四处打零工、做销售、当保安。

　　没想到，这个健身房一开就是20年。张立勋预想的是，健身房从中午12点开始营业。但附近水产店老板作息黑白颠倒——白天睡觉，晚上7点起床，9点左右去杭州进货，凌晨1-6点将货物卖给小商贩。他们习惯在早晨7点左右来锻炼。

　　“为了生活在拼老命。”健身房里每天的“早班”会员之一程宏说，“像我们这种年纪谈理想不现实了，就希望退休工资高一点，生活舒服一点，多活两年。”

　　“腕力王”的年卡费用是700元，20年间只涨了100元。健身房里还是“老掉牙”的设备，这里没有跑步机、椭圆仪、动感单车那些“新鲜”玩意儿。部分器材是当年张立勋自己做的，他最得意的作品是划船机。

　　“出门左拐就是操场，塑胶跑道，在那跑步不好吗？”张立勋会建议会员到楼下进行有氧运动。但事实上，会员的有氧运动并不够量，与发达的胸肌和肱二头肌不匹配的是隆起的肚子。他们不逃避这“身材缺陷”，赤裸着上身锻炼时，会拍着肚子调侃道“不该长肉的地方长了肉”，扬言要坚持跳绳1个月。

　　“腕力王”里也没有“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等时髦的练法，墙上贴的“初练程序表”是张立勋做的，200个字写清3天的训练计划，“哑铃”“杠铃”“推”“举”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旁边还有一张“来宾须知”，落款日期是2002年8月18日。

　　有的会员自己也开了健身房，但几乎没有做长久的。来健身的男人们习惯称“腕力王”之外的健身房为“高端会所”，那些地方装修高档，有空调、淋浴房、崭新的健身设备，还可以请私人教练。

　　“商业化”是男人们最反感的地方。“从进健身房开始就被推课啊产品啊，很烦的”“私教很瘦，我都想教他练一练”。他们“看透了那些健身房的商业模式”——靠私人教练卖课，一节三四百元，卖年卡，总价3000元到5000元，让人觉得划算。

　　张立勋不得不承认的是，新开的健身房硬件条件好，他流失了大部分年轻会员。“腕力王”没有空调和淋浴室，这在冬夏是短板。但他也不看好那些健身房，“健身的人就那么多，现在开了那么多家，光房租就要几十万元，大部分都是赔钱”。事实也验证了他说的，新的健身房开了不久倒闭，倒闭后再有一家新的重启。

　　但来“腕力王”健身的人并不只图它“便宜”。有人算过一笔账：如果开车来健身，每天停车费5元，耗掉“软中华”香烟半包，以一年健身200天来算，要花掉7000元。

　　中年男人们更喜欢这里的方便和自由。这里不讲究装备，西裤皮带、格子衬衫、2元一副的粗线劳保手套随处可见，有的从早市上买完菜到这里，直接脱了上衣，穿着平角练上几组。中场或锻炼结束后，男人们在这里吸烟，不用担心家人的反对和约束。

　　“你去别的健身房，穿着皮鞋，就有点违和感吧？”49岁的王旭阳说，“虽然我们是中年人，也不那么讲究，但是人要合群。”在他看来，那些高档健身房多的是戴着耳机的年轻人，或是“小年轻在那里谈情说爱”。

　　“很拘束，不自由，至少你光膀子锻炼不合适。”季伟形容在高档健身房里健身的感受。他在一家驾校做教练，来“腕力王”健身5年，是出勤率最高的会员之一。“比如在教学过程中遇到不开心，到这里来发泄一下，锻炼完就忘了。”

　　张立勋在健身房放了一个冰箱。不过冰箱没通电，蓝牙小音箱、印着“某某银行”的一次性纸杯、花露水都被他放在里面。他每天从楼下老年健身活动室打开水，装在6个塑料暖壶里，对会员们进行无限量供应。墙上的瓷砖上粘着几排挂钩，男人们的毛巾、衣服、头盔通常挂在那里。

　　“张教练还是比较实在的，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也很了不起。”小方桌前，男人们吸着烟达成“共识”。“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还是活在自己的年代里，他看不到这种历史的变化。”

　　70岁的梅文章一度是在时代前面领跑的人。他曾在一家矿产公司做钳工，上个世纪80年代主动下海做丝绸生意。

　　他坦言，那时做生意容易，他靠“信息差”将丝绸做一次转手就能挣到几万元。上世纪90年代初，他最多一天赚过30万元。“不膨胀是不可能的”，他戴200克的金项链，手上的戒指像扳指一样大，“大哥大”第一个月的线年到来的。一次丝绸出口的生意，对方欠下500多万元的货款销声匿迹，梅文章辛苦积累的家底抖落一空。40多岁的他决定重新开始。“钱少的时候你求稳有什么用？一点用没有。”

　　现今，他的丝绸公司还在运转，但是效益已大不如从前。互联网让信息更透明，赚“信息差”早已失效。他觉得自己的优势是在“时间差”，有资本进行垫付，让卖家和买家不得不从他手中进行中转。

　　他为儿子买下几家面包房，盘算着成本与生意，这是他帮孩子们做的投资。自己的生意他已经不在意了，“顺其自然让它发展消亡”。

　　有“网红捐款就捐了1亿元，靠互联网创业的人赚了更多钱。”梅文章说，过了50岁，他对自己的能力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坦言，自己已经赶不上这个属于儿子和儿媳妇的时代了，但没有失落感，“我只和我这代人比”。

　　78岁的汤根元还在追赶时代。70岁那年他承包了300亩茶山，签了30年合同，他现在每天骑1小时电瓶车上山查看。健身房里，汤根元通常赤裸着上身，露出发达的胸肌和粗壮的手臂，西裤的皮带上挂着大串钥匙。他是这里最年长的人，也是其他男人们的目标——“到了那个岁数，比老汤练得好就行”。

　　1994年，周中华下岗开起了客运班车，从湖州市区开往镇上。几年后，随着私家车的增多，客运班车的效益大不如前。他转而去开出租车，一直到2013年。打车软件盛行，加之共享单车、电动车的出现，让这座“一脚油门滑过一条街”的小城对出租车的需求更低，出租车的“黄金时代”似乎结束了。

　　随后，周中华转型到驾校当教练。他回忆，10年前是驾校教练最风光的时候，每月工资一两万元196体育官方app，学员“送的香烟抽不完”。眼下，驾校多了，他们的收入大不如从前。2016年，周中华选择去开洒水车，工作不那么辛苦，收入也相对体面。

　　张立勋是少有的20年没有变动过职业的人，他觉得“小富即安”。前几年，他为刚工作的女儿买了车，他付了房款的百分之六十，房本是女儿的名字。“一辈子攒的钱都给了女儿。”他觉得这几乎是所有家长的选择。

　　60岁退休那年，汤根元被骗去了600多万元，对方以四分利息的名义向他借钱，最后一分未还。“就是太贪图眼前利益。”汤根元总结道，他不无迷信地给自己宽心，“那笔钱原本就不在自己的命里。”“这都是靠‘时运’的。”一旁的中年男人表示，上个世纪十年代，自己的朋友曾在丝绸厂工作，每月工资100元，朋友的哥哥在石油公司，一个月30元。后来，弟弟下岗了，去做电工，哥哥年薪上百万元。中年男人再次强调，“这就是时运。”

　　梅文章不这么认为，“我们文化水平不高，讲不出什么大理论，都靠自己的思考，人家能做，你为什么不能做？”

　　47岁的孙明东是这里的“年轻人”，也是少见的“异乡人”。他通常会在中午12点半前到达“腕力王”，下午2点前离开。他和妻子、儿子经营着一家烧烤店，三个人是店里全部员工。工作时间从“上午11点一睁眼，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

　　孙明东说自己“运气很差”，经历过两次下岗。第一次在1993年，单位给他每月140元买断他两年的工龄。紧接着，20岁的孙明东进入另一家企业的车队，4年后，车队解散，他拿到1万元补贴。后来做生意，赔了十几万元。他给别人开货车，从老家长春运鸡蛋到上海，每月赚2600元。

　　2009年，36岁的孙明东辞了货车司机的工作来湖州开烧烤摊，他想着挣到2万元就回家。不到两个月，2万元的目标达成。还清了欠债，他带着爱人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又回到了湖州。

　　最初几年，他们没有店面，在医院外面架着一个摊子。孙明东印象最深的一次，夏季暴雨，两位客人在遮雨布下吃着烧烤，他和爱人站在大雨中等，“分不清脸上是汗水还是雨水”。

　　“我这人挺能吃苦的，生活也挺开心的。像昨天晚上，肩上的毛巾湿了三条都不止，真的很累，那个‘享受’是真说不出来。”他从来没想过“退休”的事，他前年在湖州买了一套房子，首付40万元，每月要还4000元房贷。每到月底，他习惯把支付宝和微信账户的存款“清零”，烧烤店的净收入被他存入定期账户，他形容“就像把桶里的水倒进水缸，一桶一桶地攒着”。

　　小方桌旁的谈话并不总是和气的。气氛尴尬时，张立勋就变成了“话题转换器”。会员们喜欢开他的玩笑，他大多时候沉默，偶尔回怼几句，但很少发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张立勋说，只要玩笑不太过分，他大多能接受。

　　张立勋习惯每天中午12点准时开门，饭盒里带着爱人做的晚饭。他每天至少有10个小时待在健身房。赶上下雨天，来健身的人少，他会下楼到老年活动中心去打会儿台球。他的社会关系也几乎围绕着健身房。

　　来健身的人有老板、公务员、教练、医生、退休教师等，建立起了“有人情味”的熟人社会，大家觉得在这里很平等。

　　在这里，“开口求人”偶尔会得到回应。季伟在驾校做教练，每年有学员人数的任务，张立勋把他的招生广告牌钉在了健身房最显眼的地方。这里偶尔出现办月卡或次卡的高中生和刚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是季伟的户。有人为女儿银行的存款业务犯愁。在这里招呼一声，会员里“不是最有钱的人”二线万元到对方卡上，借条都没要。

　　但也有身家几千万元的大老板，几万块都不借，“大老板”有自己的理由，“做生意多了，受骗多了，更难相信人了。”还有人把健身房会员们的联系方式给了另一家健身房，他一直称自己是“腕力王”最铁的会员。

　　孙明东坦言，过了40岁，自己开始“规划”自己的朋友，而“年轻的时候不会想这些”。“年轻时候端起酒杯都是朋友，现在就需要明白，哪些人是需要你耗时间的，哪些人是值得深交的。”

　　2014年，孙明东租下了店面，他的烧烤摊升级为烧烤店。他发现，客人不是等来的，必须去扩大自己的交友圈。他按自己的兴趣，加入了一个都是年轻人的户外圈子。偶尔和大家一起去爬山、野营。

　　“比如说你开个烧烤店，人家去吃烧烤，你开个珠宝店，人家去买珠宝，你开个花圈店的，人家去买个花圈吗？这不现实，”孙明东说，经营不同的生意，就要接触不一样的圈子。“人家圈子接受你就可以。”

　　“最亮的是人心，最黑的也是人心。”这是70岁的梅文章总结的人生经验之一。他说自己真正的朋友也就三四个，大多是50岁之后认识的，“价值观相似，没有利益和生意往来”。

　　54岁的杨红卫经历过公司破产，几千万元家产归零。2000年，他经营的粽子生意打到了上海市场，平均每天销售5万个，净利润1万元。那时湖州的房子每平方米1000元出头。他没买房置地，而是为公司做了跨越式的发展目标，跑步进入速冻食品市场。几年后，公司宣告破产。他形容自己“曾一无所有地离开了湖州，又一无所有地回来”。他本想借钱东山再起，但曾经帮助过的亲戚没有一人借钱给他。

　　“理解，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到底还能不能再做起来。”杨红卫说，现在还会和这些亲戚有联系，但再不会有金钱往来了。

　　2010年，杨红卫跑去新疆从事建筑业，一待就是5年。事业不温不火，回到健身房，有人问，“还准备再东山再起吗？”他答道，老了，现在看儿子辈了。

　　但一次聚餐中，酒过三巡，他不无激动地提起了当年的风光往事。他也第一次提到，如果有合适的厂房，他还想再试试，他说自己一直在观察和分析国内粽子的市场，对自己的工艺很有自信。

　　“腕力王”的中年男人们自称已“步入老年”，子女参加工作后，他们随时准备着升级为“祖父”辈。他们认识张立勋时大多三四十岁，那时看着练健美的张立勋“穿着背心，露着好看的肌肉”过马路倒垃圾，都心生羡慕。“年轻男人谁不想有一身肌肉？”老金说。

　　周中华和张立勋都是上世纪80年代湖州最早参加“健美队”的一批。周中华那时喜欢去澡堂子，因为能“秀肌肉，凹造型”。像大部分人一样，成家之后忙于生计，暂停了健身的习惯，年过50岁后又回到了这里。除了健身，周中华还喜欢喝酒。他自嘲喝得“满地找牙”，一次摔掉了门牙，几次喝丢了假牙。

　　现今，来锻炼的大多数中年人称“锻炼是为了健康”“不再追求维度和肌肉块头”。也有人坦言，年纪大了，肌肉生长慢，卧推重量也从200斤下调到140斤。此外，中年男人们不再喜欢练腿。有过健身经历的人明白，腿上拥有大肌肉群，增加腿部训练有助于增加整体肌肉质量，也能燃烧更多卡路里。

　　“平均一个月练一次腿。”周中华说，前几天的一次负重深蹲练习，让他几天都缓不过来，“太累”。他们也给吸烟找了一个借口——年纪大了，练一会儿就得歇半个小时。

　　“我觉得大家从健身里找到一种年轻态，甚至还想和年轻人比一比，不死心。”王旭阳说，“一是在视觉上，至少不大腹便便；二是当你在生活圈里跟同龄人比，体现出了优势；第三就是包括对异性的吸引力。”

　　78岁的老汤是身材管理上的模范。会员们发现，但凡有人指出他身材哪里不好，老汤一定会加强锻炼。

　　但更多人将这里作为暂时歇脚放松的地方。孙明东说了一句大家有点忌讳的话，他就想练好身体，照顾好老婆儿子，最好将来死到老婆后面。“我老婆太善良，怕她被人欺负。”

　　“操心没个尽头的。”老金说，即便儿女工作成家，可还有孙辈要操心，总想着多帮衬一些。“两脚伸直两眼一闭，操心结束。”

　　现今，湖州的房价已经从多年前的每平方米1000元出头涨到1万元出头，“腕力王”场地的租金也增加了近10倍。2016年，在会员们的要求下，张立勋第一次上调健身卡的价格，从20年前开业时的年费600元涨到700元。扣除成本，张立勋几乎没有盈余。他甚至不知道，“腕力王”能不能撑到明年。

　　有的会员给他讲风水学，让他改改健身房门脸儿的位置，“正对着楼道财神爷都跑掉了”。有的提议，把室内都粉刷一下，提高一下软硬件设施。张立勋不为所动，“咱又不是要做大老板，也不靠健身房赚大钱。”

　　最终，一句“广开商路”的建议得到了男人们的认可——将店名更换成“腕力王健身茶馆”。“茶馆”似乎才是这家健身馆的灵魂。